卢尔辰｜996不是今天才有：中国人被“勤劳”困住，已经两千多年了

最近十年，“996”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里越来越高频。

很多人一提到它，想到的都是互联网大厂、职场内卷、加班文化，甚至把它看作现代商业社会才出现的问题。

但这两天，我在 SCM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上读到一篇文章，读完很有感触。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Zoey Zhang，原文标题是“China ‘996’ work culture dates back 2,200 years, shows work-life balance struggles through the ages”。我个人觉得她写得非常好，因为她提醒了我们一件很容易被忽略的事：

中国人的“过劳”问题，可能并不是这几十年才有，而是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从战国、秦汉、唐宋，到明清，再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长期都活在一种高强度劳动、严格纪律和重视勤勉的文化氛围里。

996 有现代公司制度/劳动法原因的一面，也确实有更深的历史背景。

今天这篇文章，我就结合 Zoey Zhang 在 SCMP 的报道，再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用更通俗的方式，重新梳理一下。

文章里提到，现代中国所谓的“996”工作制，也就是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 9 点工作到晚上 9 点，早已经成为社会讨论中的高频话题。

有人把这种高强度劳动看作通往成功的路径，也有人认为它会给身体、家庭生活和长期状态带来很大压力。

近些年，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引发的健康问题，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思考：高强度工作到底值不值得长期常态化。

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推，你会发现古代中国社会对高强度劳动的忍受、适应，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古代官员、农民、商人，已经加班成常态。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官员昼夜工作、奔走外交事务的记录。

比如董和，在与敌国交涉时长期日夜操劳，这可以算是非常早的“加班”记载之一。

到了秦朝，情况也并不轻松。由于交通条件差，很多官员凌晨四五点就得离家，工作往往持续到晚上七点。

农民的生活节奏更直接，基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商人为了经营生意，睡眠时间可能连四个小时都不到。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很早就存在一种把“早起、长工时、能熬”视为常态的传统。

古代当然没有“996”这个说法，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在古代，对迟到、缺勤、懒散的要求，比今天严格得多

文章里写到，古代官场对出勤要求非常严格。

在唐朝，官员如果无故缺勤一天，会受到惩罚；如果累计缺勤达到一定天数，后果会更严重。迟到同样也会受罚。

文中还提到，明代曾有官员因为害怕迟到受责，慌忙赶路，最后失足丧命。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极端，但它确实能说明一个问题：

在古代，准时、到岗、勤勉，不只是职业要求，也是制度秩序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看“考勤”，更多想到的是管理方式；
放到古代，它背后带有更强的纪律色彩。

这种氛围长期存在，也会慢慢塑造社会心态：
守时、勤快、能扛，被视为值得肯定的品质；
拖延、散漫、懒惰，则很容易被看低。

不只是考勤，古代也有“值班”和“随时待命”。

文章里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会以为古代官员只是上朝、办差，工作节奏和今天不同。
但实际上，古代官员也有类似“值班”的制度。

唐朝就设立了夜值安排，一些官员在十天里要承担三四次夜间值守，处理日常公文和临时事务。
这意味着，他们的个人时间和家庭时间，其实也经常会被工作切走。

而且这种额外劳动，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加班费”。

古代官员辛苦工作，更多是一种职责要求。
当然，勤勉也可能带来回报。文章里提到，东汉时期有位叫黄香的官员，经常替同僚代班，后来被皇帝注意到，并得到了提拔。

这个逻辑，其实放到今天也不陌生。
很多时候，额外投入未必马上体现在收入上，但会体现在评价、机会和上级印象里。

不只是普通人，那时候，就连皇帝，也要以“勤政”来证明自己。

这篇文章还提到，古代不只是普通人辛苦，皇帝本身也经常被要求表现出高度勤政。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很短时间内批阅大量奏章，并要求大臣处理大量公文。
清朝雍正皇帝更以勤政著称，据说一年只给自己留很少几天假，晚上也常常读书和办公。

这些细节看似只是帝王勤奋，其实背后有更深的文化意味。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里，一个统治者如果显得过于轻松、过于享乐，很容易失去道德上的正当性。
相反，越是勤政、越是辛劳，越容易被认为是“负责”“有担当”。

这种观念一路往下，也会影响整个社会。

官员要勤。
百姓要勤。
皇帝也要勤。

久而久之，忙碌本身就会带上一层道德色彩。

如果只是从制度角度看，能解释一部分。
但中国社会为什么会长期把“勤劳”“能熬”“能忍”看得这么重，我觉得还是要讲到儒家文化。

儒家对中国社会最深的影响之一，就是它长期把很多行为习惯，变成了道德要求。

比如勤勉、克己、自律、尽责、守礼，这些在儒家语境里都属于值得肯定的品质。

一个人勤快，不只是做事认真，往往还会被视为品行端正。
一个人懒散，也不只是效率低，很多时候还会被理解成态度有问题。

这就很容易让“劳动”这件事，慢慢超出经济意义，带上一层伦理意味。

你努力，不只是为了多挣一点。
你勤奋，也不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勤奋本身就是一种“应该如此”。

在所有文化里面， 儒家文化对“吃苦”的评价，长期是偏正面的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

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吃苦”一直有很高的评价。
从小到大，很多人都听过类似的话：

吃苦耐劳。
勤能补拙。
先苦后甜。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忧劳可以兴国。

这些话背后，都有一个共同倾向：
苦，不完全是坏事。很多时候，它还会被赋予锻炼、磨砺、成全人格的意义。

这种文化心理有积极的一面。
它能让人更能扛事，更愿意承担责任，也更容易在艰难环境里坚持。

但它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
很多本来应该被质疑的低效、过度、透支，最后也容易被包裹进“吃苦是福”“年轻就该拼”的叙事里。

久而久之，一个人即使已经很累，也不太容易轻易承认自己需要停一下。
因为在很多人心里，停下来不是简单休息，而像是“不够努力”。

另外，儒家讲责任，这也会让很多人习惯先压缩自己

儒家很重视角色责任。

为人子有为人子的责任，
为人父有为人父的责任，
为臣有为臣的责任，
一个成年人，也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和社会里的位置。

这套东西能维持秩序，也能让很多人更有责任感。
但它也会让不少人形成一种习惯：

一遇到冲突，先压缩自己的休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边界。

工作太多了，那就再撑一撑。
家里有事，那就先顾别人。
领导有要求，那就自己多做一点。
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累，只是长期习惯了把“先尽责”放在很前面。

这种心理，和儒家长期强调的责任伦理，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秩序、礼、名分，也很在意外部评价。
一个人是否勤奋，很多时候不只是自己知道，还要让家庭、同事、社会都能看见。

这会形成一种很微妙的氛围：
你不但要努力，还不能显得太松。
你不但要做事，还要看起来足够上进。
你不但要承担，还最好别太早喊累。

时间久了，“拼”会变成一种习惯，“忙”会变成一种身份感，“不敢停”会变成一种集体氛围。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高强度工作方式明明大家都觉得累，却仍然很顽固。
它已经不只是工作安排问题，也和深层的文化心理有关。

当然，虽然说了这么多关于“勤奋”，“拼”的文化，也想强调一下，古代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休息。

虽然古代劳动强度很高，但休息并不是完全不存在。

汉代就有“休沐日”，官员每五天可以休息一天。
唐代、宋代在经济较繁荣时期，休息安排相对也更宽松。
唐代官员有固定休息日，还有节庆假、探亲假，婚假甚至可以很长。
到了宋代，官员一年可享受的休息日相当可观。

这说明，中国历史并不只是单向度地强调“卷”和“熬”。

一方面，社会一直推崇勤勉。另一方面，也一直知道，长期只靠压榨人，是不能持续的。

只是到了今天，很多人更容易记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勤奋当然可贵，但一个社会如果只会赞美吃苦，却不重视休息和边界，很多人迟早会被长期透支。

————————————–

END

谢谢你的阅读，如果希望阅读更多高质量的文章，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卢尔辰”